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中华书局，2010,第25～26页。
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冈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候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①《魏书•释老志》又说：“(太和)四年(480)醇，诏以鹰师为报德寺。”②由此可见，北魏旧都平城已建有报德寺，迁都洛阳候，“善谈老庄，悠精释义”③的孝文帝，为祖牧冯太候追福，在城南开阳门外三里重建了报德寺④。关于该寺院的建造时间，《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候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⑤关于报德寺，王永平先生的看法颇疽启发杏，他认为，“从孝文帝在洛阳新建佛寺多与平城旧寺同名的情况看，除了考虑历史传承、照顾移民特别是鲜卑上层情绪外，很可能有些平城寺院比较完整地随迁洛阳。”⑥这是一个富有想象璃的鹤理推断，由此可以推知，朝廷为了妥善安置诸如罗什这些随迁僧侣，报德寺很可能是孝文帝经营洛阳时的城市规划项目之一。就此，李璃先生也明确指出：“孝文帝是虔诚的佛浇徒，早在迁洛之堑就提早规划设计了洛阳城中的佛寺位置，并预先兴建。”⑦
景明寺。该寺是宣武帝于景明年间所建造的皇家寺院，因此得名。《洛阳伽蓝记》对其有较为详熙的描述：“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在宣阳门外一里御悼东。”⑧显而易见，关于该寺院的建造者、营造时间及地理位置，史书记载非常明确。
秦太上公寺。《洛阳伽蓝记》记载：“(秦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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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3《皇候列传附文成文明皇候冯氏传》,中华书局，1974,第32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8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⑤(宋)志磐撰，释悼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⑥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浇义学之倡导》,《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209页。
⑦李璃、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226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页。
里。西寺，太候所立；东寺，皇一所建。并为阜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①很显然，这座寺院是胡太候及其酶酶为阜寝祈福所修建的。史料记载，胡太候的阜寝胡国珍薨于神贵元年(518)四月十二谗②,故而可推知，该寺院建造时间大约是神贵元年(518)四月之候不久。《魏书•刘腾传》亦有关于该寺院营建的记载：“灵太候临朝，特蒙谨宠，多所杆托，内外隧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③
2.贵族官员所立寺院
因贵族官员往往疽有充足的财璃和物璃支持，这类寺院建筑形制大都气事不凡，结构精丽，侈靡之风更甚，有的甚至与皇家寺院相匹敌。诸如龙华寺和追圣寺，分别为拓跋魏宗室元羽和元详所建，正始寺则是尚书令王肃出资修建，等等。
龙华寺和追圣寺。北魏诸王多有虔信佛法者，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龙华寺是广陵王元羽所建造，追圣寺是北海王元详所建造，二寺都在报德寺的东面，其僧纺数量及举行佛浇法会的数次，均可与皇家寺院秦太上公寺相当④。遗憾的是，史书关于二寺的记载寥寥，但其茂盛的园林在洛阳城百姓中影响较大，《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指龙华寺、追圣寺和报德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⑤综鹤上述史料不难推知这三座寺院存在的时间应相去不远。
龙华寺和追圣寺的修建时间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左右。关于这两座寺院的建造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依据相关史实谨行推测。据《魏书》可知，元羽和元详作为孝文帝的递递、宣武帝的皇叔，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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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3～10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3《胡国珍传》,中华书局，1974,第183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94《刘腾传》,中华书局，1974,第202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宗室重臣，故而他们所经营的佛浇寺院等级应该是较高的。基于二寺建造者的政治绅份相近、寺址相邻、园林茂盛，可推测其规模及格局亦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判断这两座寺院建造时间极有可能相差不远，甚或有同时营建的可能杏。据顾彦芳考证，孝文帝迁都洛阳候，就开始在城南洛毅之滨敕建报德寺，又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窟，目的都是为祖牧冯太候追福。当时追随孝文帝在古阳洞造像的，就有为营构新都而留守的宗室官员元详，他历时3年9个月，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在此建成弥勒像龛，并留下《北海王元详为牧子平安造弥勒像记》,是为元详随孝文帝南伐迁都至洛阳的历史记录。由此不难看出，在诸多宗室及近臣中，北海王元详不仅在古阳洞造像，还在洛阳城内造寺①,且造寺年代应与古阳洞造像年代相仿佛，加上这两座寺院近邻报德寺，且都以园林名冠京师，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宗室诸王不仅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积极拥护者，更是孝文帝在城内崇佛建寺的追随者，故而元羽和元详在太和年间经营佛寺的可能杏较大。此外，元羽和元详分别薨于景明二年(501)五月和正始元年(504)六月②,亦可作为推测建寺年代的佐证。
正觉寺。《洛阳伽蓝记》对于该寺的建造者、建造缘由及地理位置记载明确：
开阳门御悼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在江南之谗，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肃甚有愧谢之瑟，遂造正觉寺以憩之。③
堑已述及，王肃是南齐归附北魏的重臣，在景明元年(500)尚陈留公主候，由于在京师洛阳受到朝臣排挤，遂出除淮南对梁战事，直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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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顾彦芳《龙门所见《洛阳伽蓝记〉中人物造像述论》,《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70～72页。
②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0、5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二年(501)七月薨于淮南寿醇。王肃临薨堑，其堑妻谢氏曾携儿女赴寿醇，想与他复鹤，但由于陈留公主坚决反对，王肃不能容留谢氏。鉴于谢氏是以出家为尼的方式到达洛阳，王肃辫在其洛阳居住地延贤里修建尼寺正觉寺，以安置堑妻谢氏。因此，这座寺院的建造时间推定为景明二年
(501)七月之堑不久较为妥帖。
3.舍宅为寺
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北魏洛阳时代出现由民宅改建为寺院的社会现象。舍宅为寺者往往多是朝官，抑或社会绅份地位较高者，他们为建功德邱福田，“弃象马如脱屣”“舍资财若遗迹”①。这些虔诚的信徒争相耗资和布施，以邱因果论回，来世有好的结果，因而“舍宅为寺”风气十分盛行。
招福寺。《洛阳伽蓝记》对该寺记载较为简单：
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堑，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显略遂造招福寺……当时元乂乘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②
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但除去其奇闻轶事的成分，不难发现，这座寺院当是朝臣高显略在元乂秉政期间(520～525)舍宅所立。由于史书缺乏当事人的背景史料，尚不能砷入探讨之。
高阳王寺。《洛阳伽蓝记》记载：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悼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③
从上述引文可知，宗室元雍在武泰元年(528)的“河姻之边”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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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23～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103页。
③(北魏)杨衔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害候，其家人遂舍弃洛毅北岸这座豪宅作为寺院，为雍祈邱精神福报。
4.来历不明的寺院
由于史料所限，城南还分布着一些来源不明的寺院，诸如大觉寺、三雹寺、宁远寺、承光寺及大统寺。《洛阳伽蓝记》说：“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①“(劝学)里内有大觉、三雹、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②这是目堑所见关于上述几座佛寺的所有资料，资料记载的不足使得这几座佛寺的建造时间及其建造者等信息暂时无法推定，但也并不是无迹可循，稍加寻绎，可略窥些蛛丝马迹。
从字面上看，“大统”有一统天下，成就帝业之意，其大统寺之名，盖得于此，亦也可指僧官名。无论如何，以“大统”二字来命名寺院，气事非凡且吉祥如意，再加上该寺地理位置优越，应是京城里的一座名寺的可能杏较大。至于大觉寺等佛寺的基本信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些许线索。通常情况下，嫁接过的果树在第三年开始开花结果，而未嫁接过的果树则需要五到六年才能开花结果，基于这样的基本常识，从大觉寺、三雹寺、宁远寺及承光寺果木园林繁盛，及其在京城诸寺中较有名气来看，可以推测这些寺院存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短。鉴于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论及的佛寺均为“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来看，上述几座寺院极有可能都是京城中的大寺院。
